人总是容易指摘批评别人的缺点而对自己的错误容忍忽视。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主观自信知识短缺之外，再有可能的就是神志太过专注，开始走一根筋了，这样就会造成一种思维惯性，使得当事人没有能力辨别外在事物已经发生的微小变化，当这种微小的变化积少成多，不知不觉地跟着走到最后，回头一看时，才发现偏差早已远远超越了原本设立的容忍原则，有的甚至在导致灾难。
这样的事情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总能能遇到许多。这城里有位很有才华的网友写过一篇博文解释秃子悖论时，对这个问题做过很好的解释。秃子悖论实际上是源自古希腊Eubulides的沙堆悖论，最初的说法是要弄清楚，有多少粒沙子才算得上一堆。一粒沙子断然不是一堆沙子，两粒也肯定不是一堆，在此之上再加一粒，三粒当然也不能称做一堆，如此类推，一粒一粒地加上去，到了一万粒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说那不是一堆，到了十万粒呢？
再比如，我们面前有一块从红过渡到黄的光谱色块，我把这个色块放大打印到一个一米宽的纸片上，然后把纸片从左到右切割成5毫米宽的小条；我从红的这边拿起第一条纸片，问你它的颜色，如果你大脑内的视网膜光感神经没有缺陷，你就会毫不犹豫地告诉我，那是红色。我拿起第二条纸片问你，你还是会说那是红色。我们这样一直走下去，来到色块的中间位置时，当我举起第一百张纸条，问你它是什么颜色时，你就会犹豫了，你可能会说，那是橘红色吧。可是它和上一条有什么差别吗？没有！那为什么变了颜色呢，它还应该叫红色啊。按照这个思路，红色的叫法会一直走到最后，走到那个明黄的边缘。
同样的道理在你观察判断政治人物的作为表现时也很适用。到底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动，这种理念变换的边界在哪里，居中点在哪里，像这样在模糊概念里找到基准公理的问题，我估计现在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在民主的氛围里，你根据自己的利益喜好根据自己的理想追求去拥趸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些都没有错，但是事情就是怕偏颇，怕走一根筋，怕那种被别人蛊惑后亢奋起来的执着。偏执，就是尼采说过的，对于真相而言，比谎言还要可怕的东西。
前几天，又有网友写文谈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观后感，我看了还是感到一种深沉的震撼。照理说，德意志民族文化是理性思辨善于自省的，如果一开始的时候，纳粹就主张大规模灭绝犹太人，应该没有人会执行这种命令。而在今天我们回顾那段历史，就会清晰地看到，灾难的出现是符合愈演愈烈这样的演变规律的。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生物遗传学较之过去的世纪有了长足的进步。1912年在伦敦，进化论之父查尔斯达尔文的儿子Leonard.Darwin， 主持了一个讨论优化民族限制劣等人种的国际会议。可以说，在那次会议上，来自英国德国美国等先进优秀民族国家的知识界精英们，对消灭人类残障缺陷的构思达成了学术上的共识，他们很快就行动起来了。在理论研究气氛浓重的德国，各种各样的“种族科学”“遗传优化生物学”研究机构相续成立。而在讲求实效的美国，一个全国性的弱智者集中地在佛吉尼亚的边远山区隔离而出。1927年，在最高法院的批准下，第一例强制性绝育手术，被施向一名来自佛吉尼亚智障营的青年女子布克，而布克本身其实脑力正常，她不过是一名智障者的女儿。随后，美国许多个州相继发布了旨在杜绝残障弱智低端繁衍的绝育法令。
在大洋彼岸，民族政治责任感极强的希特勒一直关注着种族优生理论的发展，美国的绝育案例和法律推进给了他极大的启示和鼓舞。1933年，德国发布实施了一部”防止基因疾病传代“的绝育法。这部法律实际是把美国正在实施的方案扩展强化而来，法律要求”任何有遗传性疾病的个人，一经法院判决确认，必须被送至实施外科手术，即便与本人意愿相违也要强制执行”。很快在同年底，更进一步的法律明示大众，“危险的罪犯（包括政治异见的作家，新闻工作者）可以被强制绝育”。对于这种提振民族精神保障国家富强的政策，广大人民群众当然是支持拥护的。1935年十月，纽伦堡法律出台，这是旨在保护德国民众，避免受难于与犹太人通婚混杂基因的法令。在这些法令的督导下，成千上万人被实施了阻断生殖能力的手术。
从法律定义的绝育滑到直接的谋杀，是避实就虚没有声张地悄悄开始的。到了三十年代后期，德国民众对待强制清除手术的泰然冷静，使得纳粹的胆量大了起来。1939年夏天发生的一个事情，为以后的屠杀开启了闸门。当时，有一对叫作克雷斯舒马的夫妇，写信向希特勒请愿，他们请求敬爱的元首批准优化安乐他们十一个月大的儿子，因为这个婴儿先天失明而且肢体畸形；这对坚定的纳粹党追随者，希望能以自己的无私效忠于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伟业。希特勒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他批准了克雷斯舒马杀掉孩子的请求，并很快把这个决策扩展到了别的孩子身上。希特勒以优生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在全德国范围内消灭不值得生存生命的计划（extermination to the lives of unworthy of living)，以期建立一个干净的德意志。当然，事情是以对三岁以下残障幼儿的清除做为开始的，清单上排在下面的是弱智的青少年。紧接着目标就转向了犹太儿童，他们被强迫做体检，然后一定会被诊断出有潜在基因缺陷。到了这一年的冬天，这个灭绝计划开始推向了成年犹太人。与此同时，纳粹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许多堡垒一样的检查中心，在这些检查中心坚固建筑的底层地下，就是气密黑暗的浴室，淋浴喷头后面的管子，连接到的是一氧化碳的气瓶装置。
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导致了将近六百万犹太人的惨遭屠杀。那时尽管有一些人预感到厄运在酝酿，灾难在形成，但为时已晚，当战争机器已经轰然开动起来，生路就已被全都堵死。在这里需要点出的是，在英美没有对德国宣战前，从德占区逃跑出来的犹太人是面临被拒绝登陆或被遣返回去的风险的。而那些早早就察觉到了危险的苗头，早早地采取了行动措施的有识之士，事后肯定会庆幸自己对容忍原则的敏感，自己对当断则断的果决。
容忍原则（tolerance principle)和立断抉择（cutoff decision），是在这种温水煮青蛙环境中能全身而退的有效手段。这就是头脑警觉的人们常常说到的，自己对事物判断设立的“底线”，你不能触动它，不然我就清仓离场。用另一种说法，就是时刻盯着压倒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的出现。当然，对于那种满脑子糊涂浆子的人，他们是永远也拎不清沙堆悖论的怪圈的，因为他们置身于迷惑之中，自己是看不出未来的荒谬的；这样的不合情理，埃斯克尔在他的画中向我们揭示过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