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哪个年代的“三两油”[ZT]
在辽宁，只要一提起“三两油”这仨字儿，很多人立马会想到过去那辛酸与窘困煎熬的日子来。
三两油的来历是在文革。当时好大喜功的陈锡联时任辽宁镇沈阳。时各省食油定量为每人每月五两，已很可怜。不料陈还要对三千多万辽宁百姓敲骨刮油，以报毛“知遇之恩”，称：辽宁人民每人每月只需三两食油，节省下二两献中央。从此，辽宁食油定量竟变为每人每月三两。辽宁老百姓气愤不过，给陈锡联送了个外号叫“陈三两”。在辽宁一提“陈三两”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谓与“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同登青史，流芳百世也！
粉碎四人帮的时候，陈锡联成了功臣，排名一下子位列第四。在一次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检阅群众的仪式上，当那张镶嵌着一对鼠眼的大饼子脸，皮笑肉不笑地闪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别提辽宁人有多别扭。……
一个月三两油，没有经历过哪个年代的年轻人很难想象那种滋味，更别说理解“爪菜代”的艰辛了。就是这么点油，很多人家平日还要省着点儿吃，以备来人去客和节日时使用。那时一般人家的菜里见到点油水是很难啊。
但是对于特权人物和特权城市来说，他们是从来不缺油水的。比如说北京，食油供应要好许多，至少猪肉是敞开供应的。那时全国老百姓不仅心向首都，连各地的猪等都心向着伟大的首都。所以，尽管祖国其他地方的老百姓一脸的菜色，北京人还基本是红光满面。
那时辽宁人去北京出差的时候，到了商店跟饿狼似的，看着什么都好，见什么买什么，或猪肉，或挂面，或糖块等等。北京人后来蔑称辽宁人是东北虎，盖源于此。
油少，别提那日子有多难了。但是我们家稍微好一些，缘由竟是跟在北京的一个舅舅沾了点光。由于北京猪肉敞开供应，母亲觉得舅舅这个资源得需要利用，于是时常给北京的舅舅寄些钱，让他买些肥猪肉炼成猪油后再寄来。舅舅寄来猪油时，往往连同肉梭子（提炼后的肉渣）也一块寄来。这时，母亲总要先把肉梭子从油里挑出来，然后和上玉米面做顿肉梭子馅包子吃。肉梭子馅包子吃起来，充溢着浓浓的猪油味，感觉特别好吃。
动物油的胆固醇固然高，但哪个年代，谁还寻思这些事，有油吃总比没有强。年纪大些的人还应该还记得，那时人们买肉总愿意挑肥的买，就是为了把肥肉炸油。
父亲有个同乡是在商店卖猪肉的，父亲一去买肉的时候，经常是宁愿让后边的人先买，自己等肉都卖光还剩骨头的时候才买。文革初期的时候，还能保证每人每月半斤肉，到了后期连半斤肉也保证不了了。可骨头不要票。父亲通过这种关系可以时不时地买回点猪骨头。说白一点，这种行为就是走后门。
一到熬骨头时，那股掺合着诱人的骨髓的香味串得满楼道都是，让人很是垂涎。骨头通常要煎熬很长时间，直到满锅的水面上浮起一层厚厚的油花。骨头汤冷却后，父亲总是小心翼翼地把那层油撇出来，放到油罐子里，剩下的汤用来炖菜。
现在时代进步了，人们更注重关心生活的质量，伪劣食品的问题才得到关注。实际哪个年代，从病猪肉，到陈化粮至少在辽宁等国营商店都出售过。74年我们这里的一些国营商店公开出售豆猪肉（带有囊虫的猪肉）。虽然不久被制止，但豆猪肉不要票，俗话说饿鬼不挑食，还是有很多人买回家里吃或者炸油。还有陈化粮，下面我会提到。
“三两油”的年代，什么东西都讲“供应”。过年时供应情况略好点儿，平时看不到的如鸡蛋呀、白糖呀等的，一家能卖给你一斤半斤的。记得75年过年，我们这里每户人家还给了一副羊下水，对此父亲高兴得不得了：“你看，今年还给了副羊下水！”父亲那喜悦的表情至今还深深留在记忆里。
哪个年代虽然过节很单调，不象现在，但大人、小孩子都盼着过年；大人盼着过年是为了能买到平时买不到的东西，孩子盼着过年无非也就是吃点平时吃不到的东西，或穿件新衣服。所以那时过春节就显得特别隆重，准备吃的、准备忙的都很激动。可见哪个年代过年，吃是重头戏，其次还有穿。
如果副食供应欠缺的话，人们还可以应付。那么粮食欠缺就会使人觉得日子难过了。当时城市粮食的供应，成年人一个月定量一般是30斤左右。孩子还少。在供应的粮食当中，大米白面等的细粮，加起来也就有一、二斤，余下部分全是如玉米面、高粱米等的粗粮。那时党的报纸老是登载外国人开始吃素食的消息，还说科学证明吃素对身体好。对比现在，党真有远见，可咱老百姓总是跟不上形势。
辽宁本来产大米，但玉米面吃的最多。大米都哪儿去了？一部分献给敬爱的首都人民了，一部分献给亚非拉人民了。玉米面不象现在的，很多都是榨过油的玉米加工成的，非常松散，难以捏成团，有些还是多年的陈粮，到了嘴里又苦又涩，这种玉米面那时在定量范围内可以多买些。这种玉米面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陈化粮”，是国家严禁销售的粮食，连牲口都不吃。
为了多弄些细粮，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比如那时有文件规定，政府对癌症患者可以在定量内多补贴一些细粮，于是一些人绞尽脑汁通过医院的关系搞份癌症证明。典型的例子，就是76年沈阳有一个医生给自己搞出了5份癌症证明，被发现后，所在单位给予了他严肃处分。
由于副食严重匮乏，人体必需的蛋白、脂肪大部分靠淀粉转化，所以那时侯人们的饭量特别大。供应的那点粮食对很多人家都不够吃，特别是对那些孩子多的家庭。
我家有个邻居，家有七口人，两个大人五个孩子，日子过得很紧巴。每天早晨，他们家都要蒸一大锅玉米面饼子，蒸好后，这五个孩子每人仨俩的，再来块咸萝卜，这就是一天的伙食了。早晨一般都是他们家的大闺女做饭，饼子蒸好后她总要先藏起来一两个——这样的家庭那时并不是个别。
我有个同学叫常占，也是邻居。他们家有六口人，母亲没有工作，生活过得更拮据，几乎每个月不等到月末，供应那点粮食就吃完了。后来逼得没有办法，他父亲想起了60年一些农民因忍受不了饥饿，挖老鼠洞取粮的办法。每到秋天，他父亲便领着他，到农村到处挖老鼠洞。后来很多与他们家境相似的人家也纷纷效仿。
从老鼠洞挖来的粮食毕竟不是很干净，他们又经过水洗、晾晒，最后再加工成大米、高粱等。
关于鼠洞的粮食常占说了两件事，我记得还很清楚，一是在洞里，老鼠把粮食都是按类码放，非常规矩；二是一旦老鼠那辛辛苦苦几乎是一粒一粒弄来的粮食被“抢”走，大大小小的老鼠纷纷走出洞穴，找树叉上吊自杀。前边的事据说是真，后边这个事不知是真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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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三两油”已经成了匮乏年的代名词。但哪个年代，人们自觉活得也挺自在。因为， “中国老百姓生活在蜜罐里，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深刻地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脑海中。八十年代国门一打开，才觉得这些竟是荒诞不经的弥天谎言！
缚来宾
11/17/2006